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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西方世界的兴起》读书报告
2017-07-19 14:34:23   来源: 代写网   评论:0 点击: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指10世纪到18世纪之间西方世界由相对落后的地区成为世界霸主的历史进程。其中既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变革,也包括制度变迁中心的转变——即从处理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转到处理日益复杂的人类环境的不确定性。”——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与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Paul Thomas)的合著,也是诺斯早期的研究成果。他在探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近代西方经济增长与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通过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形成一种激励结构,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从而成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联通了新经济史和新制度经济学两大研究领域,是诺斯学术思想变迁的关键一环。

作者道格拉斯·诺斯因为“开创性地将经济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研究,并且为解释经济与制度变迁创立大量研究方法”而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称为“新经济史学的先驱”。中国的读者可能更熟悉诺斯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成果,他对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作了大量研究,最终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为经济学者提供了分析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新视角。总体来说,诺斯的经济思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年以前将计量经济学及其它新古典经济理论运用到经济史分析;第二阶段是1970-1980年,将交易成本分析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的分析;第三阶段是1980年以后,抽象出完整的制度变迁理论,而将经济史作为其制度变迁理论阐释的素材,并将理论用于指导转型国家的制度改革。(陆军荣,《从新经济史到新制度经济学——诺斯的经济思想变迁》,《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p54-56)

 

诺斯的经济史研究受到美国新经济史革命的影响,倡导新经济史要以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坚实基础,在传统的经济史分析中引入经济理论和数量研究方法。(赵凌云,《“新经济史革命”的路径、内容与借鉴》,《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p21-26)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诺思在《197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1961)、《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一种新经济史》(1966)等研究成果中开始运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国民经济核算法、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和计量经济分析法等方法研究美国的经济增长。但是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普遍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被剔除掉了,制度不会发生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动态的变量。以致于在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等生产要素被计算之后,经济增长中仍有“余值”存在。(卢现祥主编,《新制度经济学》(第二版),2014,p273)诺斯在1968年发表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由》一文中意识到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随后开始着力弥补既有理论框架的不足,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1971)一书中正式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本书正是延续这一阶段的思想路径,并进一步将产权、公共产品、交易成本等概念工具纳入分析框架。虽然最终呈现为案例研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阐释,但可以看作是诺斯从新经济史走向新制度经济学的萌芽。之后诺斯通过《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等文献逐渐搭建起包含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国家理论三个层面的成熟的制度变迁理论体系。(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2013,p11-12)。诺斯后期的思考逐渐转向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做整体考察,其《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2013)提出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是从“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向“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转型。这种制度变迁最终能够发生的关键力量,在《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2012)中被阐述为人类的信念体系、文化和认知科学以及人类的意向性。通过将《西方世界的兴起》嵌入诺斯的学术版图,可以帮助更清晰地理解本书所试图回应的问题,以及对之后理论发展的余波。


总体来说,本书的核心发现可以表述为:“如果产品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则会出现经济增长。在人的行为方式的描述性假设为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这种所有权的创立、规定和实施是有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受技术和组织状况的影响。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费用时,便会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政府承担对所有权的保护和实施,因为它为此付出的成本低于私人资源团体所付的成本。不过,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保证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可以说传播本身就是制度的一部分。“所谓信息工具,就是社会生产过程关系、消费、交换和再生产的通用润滑剂。换句话说,传播不仅仅是传播,而是通过调整与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一般条件相联系的社会关系,传播提供了一个既定的社会舞台,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条件。”(陈卫星,《传播的观念》,2004,p376)因此,传播本身就被编制进制度框架,用来节省沟通成本,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还成为形塑组织形式的重要力量。“如果说媒介技术与制度变迁的相关性,那是因为媒介本身是一个舆论机制,一种操作手段,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孵化器。对信息主体产生的作用是其他一切社会变迁的前提。”(陈卫星,《新媒体 媒介学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p114-121)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建立产权制度需要媒介进行合法性投资,制度约束下的个体行为选择也与传播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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